导语
2016年8月20日,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要重视少年儿童健康,有针对性地实施贫困地区学生营养餐或营养包行动,保障生长发育。
这不是国家首次提出营养包的概念,在2008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卫生部已经发布了《辅食营养补充品通用标准》,使得营养包被外界熟知。而如此高规格的会议上,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尚属首次。
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保健中心研究员宫丽敏、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黄建及著名儿童营养专家、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会长朱宗涵就营养包的发展历程、质量标准、取得的成果和目前存在的问题等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专家表示,营养不良将严重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而通过营养包的补充,可以解决发育潜力、智力不足和劳动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的代际传承。(本次专访由北京朝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供传播支持!)
宫丽敏、黄建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
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生长发育迟缓严重
宫丽敏介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儿童生存发展和受保护权利得到了全面保障,201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降低到了8.1‰和10.7‰,这两个指标都已经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但从全国来看,发展还不平衡,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4000万儿童,在健康和教育等方面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黄建提供的数据更是触目惊心: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2015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健康状况报告》显示,我国贫困地区婴幼儿的生长迟缓率是城市的6倍,最高达到23.7%。
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6月龄到1岁以下的婴幼儿,贫血率高达20%-30%。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的贫血公共卫生问题的判定标准,把20%—40%贫血患病率作为中度公共卫生问题。由此可见,中国1岁以下婴幼儿的贫血问题,都是达到中度的公共卫生问题。
著名儿童营养专家、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会长朱宗涵也表示,我们国家的营养状况,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地区差异: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城市的孩子营养状况明显好于农村,东部发达地区明显好于西部,平原地区的明显好于山区的。特别是现在营养补充方面,微营养素的缺乏,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黄建
营养包行动16年 儿童贫血率等明显下降
宫丽敏介绍,2001年开始,国际生命科学学院中国办事处在甘肃农村开展婴幼儿辅食家庭强化的一个研究,这算营养包的发端,由原预防医学科学院陈春明院长牵头组织实施。
随后,各相关机构纷纷开展儿童营养包计划。2012年10月15日,由原卫生部牵头,与全国妇联合作由中央财政支持,启动了“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这个项目已经覆盖了21个项目省、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341个项目县。
截至今年6月份,这个项目营养包的发放对象累计覆盖了379万多个6-24个月婴幼儿。
项目实施1年之后,专家进行了一个评估,婴幼儿生长迟缓率由10.1%下降到了8.4%,贫血率由32.9%下降到了26%。另外还有一个指标,腹泻患病率有明显的下降,由14.2%降低了降低到9.4%。
朱宗涵表示,贫困地区儿童因为在生长发育关键阶段缺乏营养,导致发育迟缓、发育不足等问题,通过营养包的补充,解决发育潜力、智力不足和劳动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的代际传承。
著名儿童营养专家、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会长朱宗涵
营养包成分国家专门设计 质量标准尤其严格
对于项目营养包的成分标准问题,黄建作为标准的制定者介绍说,中国是在2008年的时候制定了一个标准,叫《辅食营养补充品通用标准》。2014年时,国家又颁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辅食营养补充品》,这个标准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项目用的营养包是辅食营养补充品里的一类,所以因此它必须符合上述两个标准。
黄建还表示,项目营养包有两种属性,一种属性叫特殊膳食用食品,这一属性与普通食品属性相同,进入整个社会食品生产、监管体系;另外一个属性,项目营养包它是带“项目”两字,所以国家对营养包进行了特殊的要求和规定。这些要求和规定涵盖招标、评标及对生产企业的要求。
黄建介绍,项目实施从2012年到今年为止已经有4年了,卫计委下发了4次实施方案,对营养包的质量要求有不断地改进,总体来说,营养包品质越来越好,主要表现在营养和口感上,目前营养包的整体口感好吃了。
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保健中心研究员宫丽敏
招标唯“低价”是取 专家担心影响产品质量
朱宗涵介绍,目前营养包的推广有三种模式。第一个模式是捐赠模式,或者叫公益性模式,比如在2006年梅县所进行的婴幼儿喂养计划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汶川地震项目也得到了中国疾病防治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
第二,政府主导模式。由中央财政拨款,专款专用。2012年至2015年,共拨付专项经费14亿元,目前项目已覆盖21个省份的341个贫困县,至今上百万儿童获益。
第三种模式是社会企业模式,也就是商业模式。
目前我国实行的营养包项目采用的是政府采购的方式。
宫丽敏认为,政府采购的缺点在于周期比较长、程序和形式比较单一。此外,大家都是觉得政府采购就应该买最便宜的东西,往往出现的是低价中标,实际上我们提倡的是要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相对便宜。
“我想提请各个项目省的财政部门注意,在营养包政府采购时,要充分考虑到食用人群的特殊性,不要把营养包采购等同于一般工程或其他货物招标。讨论研究一个合适的,合适营养包采购的一种政府采购方式,缩短采购流程。”宫丽敏说。
朱宗涵表示,招标采购时,产品价格的考量因素占比很高,达到30%以上,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有些企业为了拿到这个标的,拼命压低价格。
那么这种情况下,产品质量就难以得到保证。“对于这样一种特殊产品,我们政府在进行采购时,是否能改变策略,变成议价定点生产呢。另外,对于生产儿童营养包的企业,给予免税支持,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朱宗涵说。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常务理事、天添爱(青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永升
现身说法
营养包生产企业 不能只向钱看
国内最早从事营养包生产的业内专家,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常务理事、天添爱(青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汪永升表示,7年多以来,他和国家卫计委、全国妇联、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及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等合作,演绎着“爱的接力”——为全国18个省份230多个县的230万名贫困地区儿童送上了营养包。经过科学测试,这些孩子的营养状况得到了显著提升。
记者: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针对性地实施贫困地区的学生营养餐或营养包行动,保障儿童生长发育,其实很具体的提出了营养包和营养餐,您对于这样的一句话,或这一行业有什么看法?
汪永升:习主席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非常关注,大家都非常振奋。党中央把人民的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上,尤其是优先发展儿童和妇女健康。全体员工对于我们能够承担这样一个国家非常关注的营养包产品,感到责任非常重大。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最初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国内很少有企业做这个产品,请问您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和想法去开始付诸行动?
汪永升:我从1997年开始进入中国儿童保健事业,未来国家与国家竞争,关键要看我们国家5岁以下儿童的营养状况。儿童的早期营养状况对他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说是终生不可逆的。
国际上和国内的专家都提出了1000天行动计划,即从妈妈开始怀孕到小孩0-6个月母乳喂养,再到6-24个月的辅食添加,这段时间是人生的窗口时期,这时的营养状况对人一生的免疫力、智力和生长发育情况起着决定性作用,我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十分重大。
记者:营养包能解决儿童的营养状况缺乏问题,这是一个好事儿,那地方政府对于你们的营养包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地方政府是不是有给营养包生产企业一些支持或合作?
汪永升:小小营养包,牵动无数人的心。营养包是卫计委、全国妇联、财政部,到各个省,各省卫计委、财政厅,再到县,各级领导和项目组织者、实施者都非常重视,组织得非常严密。
我们不仅提供高质量的合格产品,同时也要提供优质的服务,比如说整体物流,到了项目县指定地点,这整个过程必须安全,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局所规定的食品安全法去做。产品(营养包)到了项目发放点,它的储存、发放,包括宣教和培训,企业都在积极参与,通过方方面面提供优质的服务。
记者: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孩子受益于这个营养包,在送营养包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值得骄傲的成绩,比如说,提供了多少个营养包,多少儿童受益等。
汪永升:我们2008年立项,然后2009年产品研发并最终产业化,这个过程非常漫长。2009年时,我们在全国12个省率先启动了免费试点,为他们免费资助营养包,这个试点项目效果非常好。
目前,卫计委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我们作为供应商,到目前为止为214个项目县供应了营养包;还有一个全国妇联消除婴儿贫血行动,这个项目供应了55个县。另外,甘肃省自筹资金覆盖71个县。全部加起来,通过我们企业的营养包供应受益儿童已经达到了230多万,在这期间,我们始终牢记做一个有责任的社会企业,体现它的公益性。
记者:您从事这个行业的过程中您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或很感动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汪永升:这么多年以来我的重点都在项目县上,基本上我的办公室就在农村。到目前为止我走了几十个项目县。
比如新疆,新疆这个地方很特殊,几个地方的语言都不一样,并且跨度很大,在这里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困难相当大。但是现在新疆整体营养包的发放情况非常好。新疆能做的这么好,我认为其他项目省没有理由做不好。
皮山县的塔吉克乡是我们的一个项目点,从和田开车四个小时到皮山,还要再开两三个小时的车才能到达项目点儿。这还不算完,工作人员领到营养包,再发到老百姓手中还要经过4个小时,而且是骑着毛驴发放。
另外我去了云南怒江独龙江乡,这个地方也很偏僻,交通很不发达,在工作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我们的村医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把营养包发放到老百姓手中。
有一个村医在营养包发放过程中被狗咬了,他没有顾自己打预防针,而是把营养包发放到老百姓手中。他们到老百姓家中,教他们怎么服用,怎么保存,特别是有的家庭,父母在外面打工,由爷爷奶奶来照顾孩子,这些特殊人群村医会经常光顾,非常耐心非常细致,这些事迹都非常感人。
记者:据了解,现在有很多厂商参与到营养包和营养餐的制作中,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恶性竞争的现象,请问您有怎样的看法?
汪永升:我个人认为,竞争是在所难免,但是一定要在良性基础上,比如高质量和高优质的服务。而不是把价格压得很低,不顾产品质量,没有服务,这是不对的。
造成现在这种现状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参与营养包的生产企业出发点不一样,有的企业没考虑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公益性,如果企业都把参与营养包这个事情看成公益性,真正为老百姓和孩子服务就不会存在为利益而恶性竞争。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第一要把营养包的这个行业建立一个准入制度,用高标准生产产品以及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第二要规范行业标准,因为这个产品不是一般的产品,这是孩子吃的东西,所以这个产品的政府采购应该更加合理,应该把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主要的选择标准,而把价格作为一种参考。
记者:您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汪永升:我们的国家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上,我们的妇女儿童更为重要,儿童的健康关乎祖国的未来。如何把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就要从现在的孩子抓起,所以营养包是最基础的、最便利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我们无法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创造历史;我们无法回到童年,但是我们可以为现在的孩子创造良好的营养条件,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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