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你能想象吗？在日本的深山里，一对夫妇说着一口东北方言……”近日，电影《又见奈良》在广州举行线下路演，导演鹏飞到场，并在看片会后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又见奈良》是一个关于日本遗孤的故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东北有一批日本遗孤，他们被当地家庭养育长大。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部分遗孤选择回到日本。片中的主角——奶奶陈慧明（吴彦姝饰）便是一位日本遗孤的东北养母，她的日本养女陈丽华某天突然断了音讯，陈慧明孤身一人前往日本，在二代遗孤小泽（英泽饰）和日本退休警察（国村隼饰）的帮助下开始了漫漫寻亲路。
如此沉重的题材，导演鹏飞却举重若轻，将其处理成一部笑中带泪的电影。“我不喜欢煽情、让观众流泪，反而希望带给他们共鸣和感动。”鹏飞说，“希望看完电影后，观众可以珍惜身边真实的情感，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关于电影】
一部电影，为遗孤的养父母圆梦
导演鹏飞的前一部电影《米花之味》在奈良国际电影节获奖后，他有机会跟电影节的创始人河濑直美导演合作一部电影，题材不限，但规定在日本奈良拍摄。他说：“我当时就决定要拍一部反战题材的作品。”当时共有四个获奖导演角逐这个拍摄机会，每人要在两周内出一个故事大纲。最终，鹏飞这个关于日本遗孤的故事被河濑直美导演选中了。开拍前，鹏飞在日本生活了八个月，走访大量遗孤。电影中那些遗孤的遭遇和生活状态，均在现实中有迹可循。
羊城晚报：为什么选择遗孤这个题材？
鹏飞：我之前知道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但不算熟悉。我看了大量跟遗孤相关的书籍和影视材料，包括《大地之子》《小姨多鹤》等等，发现这个群体身上的伤痛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反而一代一代传下来。而他们的中国养父母是一群真正心怀大爱、实践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敌人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把敌人的孩子抚养成人，真的非常伟大。我记得当时看了一位养母的专访，她的孩子后来回到日本去了，她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到日本看看孩子，如果找不到他，至少可以看看他们的故乡是什么样子的，但实际上很少养父母能做到。我想用电影的方式替他们圆梦，《又见奈良》便拍成了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羊城晚报：寻访遗孤的过程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鹏飞：我们找到的大多是二代、三代遗孤，一代遗孤比较少。一是因为一代遗孤年纪都比较大了，二是因为他们回到日本之后大多都住在偏远的村子里。我们后来终于在一个遥远的村庄里找到一对一代遗孤夫妇，我先见到了老太太，用中文对她说“我从北京来的”，她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中央终于有人想起我们了！”她拽着我的手往田里走，朝她丈夫喊道：“お父さん（孩子他爸），来且（东北方言， 客人）了！”她丈夫回应：“嘎哈（东北方言，干啥）？”你能想象吗？在日本的深山里，有一对夫妇说着中国东北方言。
羊城晚报：这个群体身上仍然带着浓重的中国色彩。
鹏飞：是的。我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如果看到某户人家屋顶装了接收卫星信号的“大锅盖”，基本就是遗孤家，他们通过这个方式来看中国电视。拜访遗孤家庭很有趣：你走在日本的街道，走入一幢日本的楼房，但一推开门就听到东北小品的声音。他们还特别热情：“吃饺子不？爱吃酸菜馅不？外面买的酸菜不行，我们都是自己腌的！”我把这些细节都放进电影里了，这样更有力量，也更有意思。
羊城晚报：片中还有一场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戏，一对遗孤夫妇在家里表演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唱段。为什么会设计这场戏？
鹏飞：我在调研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大爷，聊完他的身世之后，他拿出一把二胡唱起了京剧。唱得不好，但他一抬头，满脸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这让我非常感慨。电影里唱戏的那位大姐本身就是一名二代遗孤，她在中国的时候学过戏曲，正好能演这场戏。这场戏的拍摄也很有趣，大姐的出场方式以及我们拍摄的机位，其实都有点日本能剧（日本传统戏剧）的感觉，但她唱的却是京剧。
【关于风格】
举重若轻，用小小幽默化解沉重
在线下路演的映后交流中，一位观众发言：“我对文艺片不感冒，来看之前还担心睡着，结果并没有。”事实上，观影过程中影厅不时传出笑声，片中许多让人忍俊不禁的情节，缓解了题材的沉重性。导演鹏飞坦言这是他的个人风格使然，“走访遗孤的时候，我关注得更多的也是他们的笑容”。
羊城晚报：遗孤题材颇为沉重，《又见奈良》却是一部观感比较轻松的电影。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拍摄风格？
鹏飞：《又见奈良》跟我上一部片子《米花之味》的风格有点像，带点儿冷幽默。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地下香》就很沉重、很闷，当时就觉得这样不行，连自己都看不下去。我更喜欢用幽默的方式讲述悲痛的题材。跟遗孤聊天时，他们当然也有流泪，但我关注得更多的是他们的笑容，虽然这些笑容背后可能是无奈、是自嘲，也可能是释怀。所以我在剧情之中穿插一些有点好笑、有点荒诞的细节，让整部作品显得不那么沉重。有些细节也反映出当年的历史：比如为什么片中的奶奶会讲俄语，为什么又听得懂日语中“老师”这个单词？这都跟过往的历史相关。
羊城晚报：电影开头用一段动画简略交代了遗孤这个群体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设计？
鹏飞：出了东北可能就没多少人了解遗孤群体，我必须先把这件事交代清楚。我也不想用对白、独白或者字卡的形式，最后就选了以动画来呈现，而且不是日本动画的风格，是我们《没头脑和不高兴》那种温情、幽默的风格，再配上比较复古、快节奏的音乐，跟整部电影的氛围比较契合。
羊城晚报：电影里，吴彦姝饰演的奶奶和国村隼饰演的退休警察一雄之间有一场非常精彩的对手戏，语言不通的两人互相交换了家人的照片，全程没有一句对白，但明显沟通得非常顺畅。谈谈这一场戏的用意？
鹏飞：我觉得电影前半段的台词太多了，但的确避不开，于是在后半段就安排了这样一场完全没有对白的场景。其实剧本只有简单几句话：两个老人孤独地坐着，平常充当翻译的小泽走开了，两人想办法沟通，互相交换照片。两位演员很自然地演，里面的动作基本都是他们自由发挥的。这场戏拍了一次就过了，拍第二遍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羊城晚报：很多观众都关心，奶奶最终是否找到了女儿？
鹏飞：我在电影最后安排了这样的一幕：奶奶、小泽和一雄来到一个据说有遗孤生活的村子里，他们在晚上走过一条被树木遮盖的小路，仿佛进入了一个异次元空间，然后看见了一场日本的祭祀仪式。对奶奶而言，这种场面是陌生的。但我觉得她会不会突然释怀：起码有一个遗孤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无论那是不是自己的女儿。他们本应出生在这片土地上，只是因为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关于遗孤】
珍惜和平，养父母体现人间大爱
对很多人而言，“日本遗孤”都是一个颇为陌生的群体。鹏飞形容：“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漂泊，没有根。”他们像是活在夹缝中的人：有着日本血统，却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促使他们回到日本的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寻根”观念，其语言、交际风格、生活习惯都完全是中国式的。在拍完《又见奈良》之后，该片的日本副导演对鹏飞说，这部电影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国家的历史。
羊城晚报：《又见奈良》之前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映过，有没有收到来自日本观众的观后感？
鹏飞：很遗憾，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没法到东京现场，所以没能听到日本观众的反馈。但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一些日本的政府官员，他们都觉得这个题材很好，而且愧疚为什么没有日本导演拍。我的副导演是日本人，他比我更年轻，并不了解遗孤群体，但拍完这部电影后，他说很荣幸，也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国家的历史，更觉得和平来之不易。
羊城晚报：国内的观众可能不理解为什么遗孤一定要离开养父母回到日本。在探访日本遗孤时，你有没有问过他们为什么要回去？
鹏飞：有人跟我说“想知道自己到底姓什么”，这就是一个寻根的观念。但他们也很挣扎，很多人最开始的想法是在日本安定下来、找到亲生家庭后，就把养父母接到日本去。在那个年代，日本的医疗会好一些。但实际上真的有能力把养父母接过去的例子非常少。我还遇到过一个例子，遗孤真的把养父接到日本治病，但养父呆了没几个月就一直问孩子什么时候能回家、回东北，他没法适应日本的生活。
羊城晚报：中国养父母对遗孤回国这件事是什么态度？
鹏飞：自从他们收养日本孩子开始，他们就非常担心这一天的到来。所以当孩子知道了自己的遗孤身份、或者有些遗孤相关的机构找上门来的时候，他们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跟孩子分离的一天可能终于要来了。但中国养父母的大爱在于，当年他们愿意收留孩子，当孩子长大、要离开，他们也愿意放孩子走。
